消逝的王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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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admin 文章来源:云南信息港 点击数: 更新时间:2006-8-16
消逝的王城——初访武定环州土司府
尽管漫山的花开得正热烈,但武定的山水仍然抛给我无边的寂寥。仿佛我从此与热闹的大千世界告别了,脚下的悬崖正一步步送我抵达云层中去,群山一级级抬升,为我搭起登天的云梯。到了环州,这种寂寥越发浓烈:四围簇拥着群山,一条小河横穿村落,不知从哪里流来,也不知流向何方,在鸡鸣狗吠声中,静谧村落让人想到传说中的桃花源。偶有一树桃花粉红地怒放在村旁地角,与古旧的街巷、房屋形成鲜明对比。行人中大多着彝族服饰,以蓝和黑为主色调,更显得这村庄的古朴、遥远。4位老妇人坐在风雨桥上幸福地晒着太阳,回忆着已逝的如花岁月。古榕树下牲口们平静地吃着草料,所有的一切,都在夕阳下变成神秘动人的风景。
作为环州的文化人,王维做着他力所能及的一切。在他陈旧简陋的办公室墙壁上,我看到了一幅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环州全景图。他说,那时山林比现在丰满,河水清且涟漪,被乡亲们称为“小城”的土司府还留有大量遗迹,可是现在没有了,他只好凭记忆,对照着地形地貌,在白纸上一笔一画地把那座早已消失的“王城”描绘出来。
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与名垂青史的大诗人联想在一起。他太平凡了,像貌平平,个子不高,挂上皱纹的脸被高原的太阳晒得黑里透红,而且,他不善言表,永远只是有问才答。但我看到了他丰富的思想世界。看着那张他恢复的“土司府全景图”,在简洁流畅的白描线条里,我看到了他面对一种文化的深邃目光:如果我们还愿意正视起源于元代的土司文化的话,那么王维给我们留下的这张图,将是了解这种文化的一个答案,也就是说,这张图至少会被以后的地方志收录其中,否则,那样的志书肯定是没有文化含金量的。
在原土司府的遗址上,坐在教室中的孩子们书声朗朗。一种沿袭了数百年的文化似乎在书声中嘎然而止。只能找寻到几件依稀的遗迹了,衙门前的石阶、几处覆盖了民房的城墙、伙房里土司们用过的石水缸,还有一口被敲掉铭文的钟。想必那几株幸存下来的古树会记住这座小山上发生的一切,比如土司们在花园里喝酒娱乐的场景,衙门里打板子的声响等等。一切都只能凭借想象的翅膀,但想象永远也不可能还原历史。元代以来,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绥靖政策,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被授予土官之职,形成了土司制度,土司制度的推行沿袭到清代前期,个别土官则“世袭”到民国年间。环州土官应该是这种个案之一。在彝州楚雄,受封的土官多为彝族。史载,明洪武十四年(1381年),明军入滇,土司们纷纷归降,朝廷保留了各路土司世袭的土官之职,并按其官衔分封为土知府、土同知、土府通判、土府经历等,最大的为州府一级,最小的则如同乡保长。在承袭元朝土司制度的同时,明朝廷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度,实施了“改土归流”政策,委派“流官”到云南任职,激起了既得利益阶层土司们的强烈反抗,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间的较量。环州的李氏土司,就是在这场较量中登上政治舞台的。
苍都的万松山海拔2835米,登上斯山,四围山岳尽收眼底,一侧的金沙江大峡谷危岩高耸,林海如浪,一波波推向远天。但这一切都还不够感人,让人心旌摇曳的,还数如火如荼开在林海间的玛樱花。在绿影花丛中,安卧着一位影响环州数十年的人物——土官李小黑。这座大墓最为珍贵的也许是字迹完整的墓志铭,表面上看,它似乎只记述了李小黑家族的荣耀史,实际上,它应该是研究云南土司文化不可多得的田野资料。李小黑是建昌道土官宣慰司安氏的后裔,墓志铭上说,他的家族之所以能从四川迁至环州世袭土官,皆因祖父安纳在明嘉靖间调征武定凤氏,功授“总管”,才得以镇守“大小环州”,在环州世袭了十六代的土官。《明史·列传第二百二·云南土司》载:“嘉靖七年,土舍凤朝文作乱。杀同知以下官吏,劫州印,举兵与寻甸贼安铨合犯云南府”,于是“滇中大扰”,朝廷千方百计予以剿灭,官府发动其余土官与官军联合讨伐,许诺“凡有功者,俱许承袭”,想必李小黑的爷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“调征武定凤氏”的,而且是“有功者”,得以出人头地。为何安氏土司的后代后来姓了李?墓志铭上说:“万历庚申,讨贵州安孝良辈,公奉调而随征焉。是时,抚军王公谓公姓有疑,遂改公之姓为李,而李姓又从此始。”原来,李小黑为了与贵州的“判贼”划清界线,改名换姓重新做了人!
墓志铭虽然充满溢美之辞,但文学、书法和史学价值极高,不难看出,那位撰写墓志铭“知武定军民府事”的刘俊确实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,他“环山苍苍,环水洋洋,锺其福人,既寿且康”的祝辞中,透出一股浓烈的《诗经》韵味,而那遒劲的书体,则不得不让观者叹服其书艺功底。可叹的是,大墓已遭破坏,不知哪个部门可管此事?
为了显示土司权利的至高无上以及他们的富贵奢华,万松山留下了不少的大墓和池塘,相传墓与池均为九十九大数,使这座寂寥的大山变得更加神秘起来。在环州村生活了23年的王凤程老人回忆说,李氏土司为霸占地盘,到处造假坟,将山林占为已有。他听老辈人讲,五世祖李宗堂死后,抬出16口棺材分散各地安埋,送葬的奴隶悉数被杀,棺木所葬之处无论真假皆立碑刻石,山林间如今仍能搜寻到的墓地计有大碑莫、双包塘、月阳塘、环州祭牛山、石门坎外的宗弄给、火药普等处。
死后尚且如此奢华,生前的排场就可想而知了。从三世李小黑始,土司们便在万松山最高点故天营建造军营,驻兵防守,北可眺望江外28村,东可窥视金沙江沿岸直至白马口的万德土司地界,俨然一幅土皇帝的架式。这些营盘修得坚固牢实,周围有又宽又深的明槽,入口处设有吊桥,可谓易守难攻。营内有钟鼎楼,若有战事,击钟为令,号召八方,比那古代锋火台,又胜了一筹。
很多时候,营盘成了土司们的避暑山庄。营盘下的山梁上设有石桌,在拉务及今元谋境内江边乡的骂拉左、中村还建有带花园的鱼塘,供土司、小妾们游玩、垂钓。
借着夕阳的余晖品味土司们曾经居住过的环州小城,确能勾出人心中无尽的遐想。
据载,一世安纳迁至环州地区后,先后在今元谋县江边乡那志中村、武定县东坡乡以都拉村建造过衙门,二世李安尔又将衙门迁至吝车大村,三世李小黑则将衙门迁到元谋江边乡的卡莫大村。清康熙年间,五世李宗堂袭职后,才将衙门迁到环州村。环州土司衙门为三进院落,由大堂、二堂、上房构成,后山建有花厅、花园,园中砌成龙池,引泉水自龙口喷出,池边有亭台,土司还在大村东南角修造了椭圆型大池塘,面积约25亩,池中放养各色鲫鱼,池台上有桂花、玉兰、紫薇、石榴、桃、李等花木,北面坡上香柏成林,在僻远的山村营造了一座供已享乐的“瑶池”。然而,再坚固的城池,到头来都会变作时间的废墟,作为血肉之躯的人本身,更容易被时间化为乌有,筑城刻碑,只能留下渺小的人生甚至置笑柄于后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,极尽奢糜的土司们一一化为灰烬,功过是非都已在百姓的心中盖棺论定:土司制度既是一种政治统治制度,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制度,它是在适应奴隶制和农奴制分散统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其初期和中期虽有一定的进步性,客观上推动了南方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,但这种制度终究露出了它的腐朽性和落后性。由于各地土司世有其土,世有其政,独断专横,权利欲不断膨胀,生活日渐骄奢,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,其反动性便充分地暴露出来,走上了崩溃灭亡之路。
山风不但送来田野的花香,还传来环州学子们清脆悦耳的读书声。
据在环州小学教过书的王殿臣先生回忆,清末民初,环州相继办过私塾和乡立小学。1936年,云南省教育厅破天荒地拔了一笔款,决定在环州李氏土司所在地办一所边地小学,深受彝民欢迎。春天,毕业于云南东陆大学的杨崇栋出任校长,他率领李公治等4名教师到环州创办新校,乡镇长将文庙借出做临时学校。不久,土司李洪英将其占地5000余平方米的土司衙门全部让出做学校,环州由此设立了有6个年级的小学,并开设了一期学制2年的短期师范班。从此以后,环州这座遥远的山寨不断有学子走出大山,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环州人才辈出,有了自己的领导干部、教授,当日的土司府虽然难辨遗踪,却成为环州学子们走出大山的第一平台。
当然,发生在环州土司府里的故事还有更多,只是没有人能讲得清道得明了。王维在画完土司府复原图后,又在画另一张图:环州全景图。他没有考虑此图绘出后会有多少价值,只是淡淡地说:“作为文化站站长,我应该最大可能地把知道的事记录下来。”这时的王维,与历史上的诗人王维相去甚远,却更像一个忠实的史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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