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理有着悠久的历史。考古学家在苍山脚下发现了十几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，从出土的新月形穿孔石刀、陶器和半穴居式房屋等，可知3000多年前的土著居民，已在这里过着农耕和牧畜的生活。从春秋战国、秦汉以来，这里与内地汉族人关系密切，交流频繁，并带来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。
唐代初期，
大理地区建立了六沼 （诏，彝语为王的意思），其中的蒙舍诏因在六诏的南端，又称南诏。唐王朝为打击吐蕃在洱海地区的势力，支持南诏王皮逻阁，在唐开元二十六年 （738年）用武力征服其他五诏，占据了整个洱海地区，并在太和城设都，建立了奴隶制地方政权南诏国。
大理城南太和村村西，是南诏国都太和城遗址。那里现存南北两道古城墙遗址，北城墙西起苍山佛顶峰脚，东至洱海，长约2公里。南城墙西起五指山北麓，东至洱边村，长约1公里多，两墙之间相距1.5公里，太和城便建在其中央名叫佛顶坡上。遗址立有一块“南诏德化碑”，是1200多年前的古碑。它高3.02米，宽2.27米，厚0.58米，细腻如玉的青石面上，镌刻了3800字，行书记述了南诏和唐朝关系的历史。这块珍贵的古碑，已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。
开始，南诏国向唐朝称臣，往来甚密。可是到了天宝年间，由于唐玄宗昏愦，宰相杨国忠专权，他们的穷兵黩武政策，给这里带来了连年的战争。
天宝八年 （749年），面对唐军压境的威胁，南诏王阁逻凤带着妻子去拜谒
云南太守张虔陀。想不到这个骄横的边官不但乘机敲诈勒索他，还调戏了他的妻子。阁逻凤一怒之下，起兵复仇，攻州夺县，张虔陀被逼饮鸩自杀。
天宝十年，唐玄宗发兵攻打南诏，阁逻凤谢罪请和，不允，无奈被迫应战。他打败了朝廷的远征军，差一点活捉了率兵的鲜于仲通。当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，在他的《蛮子朝歌》中，描写了这一战役：“鲜于仲通六万卒，征蛮一阵全军没，至今西洱河岸边，箭孔刀痕满枯骨。”
然而，权奸假奏捷报，俺盖了败绩，还给败将鲜于仲通升了官。于是又有了天宝十三年的10万大军的南征。不过，长途跋涉加上瘟疫，使这次远征败得更惨，连主帅李宓也被抓住沉江而死。几次征战，前后死者达20万。对此，白居易在《新丰折臂翁》诗中怒斥道：“无何天宝大征兵，户有三丁点一丁……皆云前去征蛮者，千万人行无一回。”
面对累累尸骨，南诏王下令收葬，在西洱河边建了“万人塚”。相传虽然立了塚，但每到天阴雨湿，“冤鬼”哀叫之声不绝。直到明代邓子龙路过这里，在碑上题诗：“唐将南征以捷闻，可怜枯骨卧黄昏。惟有苍山公道雪，年年披白吊忠魂。”据说“冤鬼”得此慰藉，怨声乃止。这些诗文恰好表达了人民大众的真挚思想和感情。
不过，即使在民族之间的攻占杀伐的历史中，也留下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。
在攻打张虔陀时，阁逻凤俘虏了西沪县令郑回。他非但不杀不辱，还叫自己的儿子、孙子拜郑回为师。后来，孙子异牟寻继位，让郑回当了清平官（宰相），对他言听计从。正是由于郑回的斡旋劝说，南诏复称臣于唐，多年的征战结束了。接着又有了嫁女联姻和互派弟子留学等友好交流的史实。相传，著名的“南诏德化碑”，便是郑回所撰。
前面提到的李宓将军，他被沉江而死后，后人却为他塑像立庙，他和他的一些部将还成了当地的本主神，一直享用人间的香火。据传，唐军全军覆没，确有一部分战死，但更多的是逃散或当了俘虏。他们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，成了当地民族的一部分。相传，李宓的孙女，还与南诏大将段宗牓结婚，也成了被奉祀的本主之一。这些都表现了南诏人民的宽容大度和对民族和睦的诚挚。
作为历史的镜子，“南诏德化碑”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大概就是吸取了这段沉痛历史的教训吧，其后的历代帝王基本上都对这里采取了息事宁边的政策。民族和睦与交流，使
大理成了物阜民丰、文化发达的地方。
今天，各族人民更团结了。当年连年征战的古战场龙尾关，变成了工厂、学校、商店、机关林立的下关市。而唐代万人塚附近的西洱河上建起的三级水电站，也是白、汉等民族同心协力的结晶。从这里发出的强大电流，照亮了西南各族人民的光辉前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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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旅行记 (309)
